近年来,随着中国和德国研究人员之间共同协作的不断加深,许多德国和中国的学者都寻求到对方国家工作的机会。对于留学生、访问学者或是外派人员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有充足的时间了解对方国家。由于文化、工作方法和日常生活的不同,同时,体验对方国家在文化、工作方式和日常生活等方面差异对一个”外籍人士”来说也是非常难忘的经历。

德中工程专业校友网络会定期对有相关经验的校友进行采访,希望这些宝贵的经验能够对广大的校友们有所帮助和启发。

本期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Frank Kemper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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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mper教授,德中大学之间交流合作已经有很多年了,既有双硕士项目,也有联合科研项目,比如亚琛工业大学与清华大学的合作。目前,德中两国已经开始就应用工程科学的教育和研究方面展开合作。作为CDAI中德工程师学院的负责人,您是这一层面合作交流的先行者之一。是什么促使您前往中国并致力于促进两国在该方面的合作呢?

说实话,过去的我很难想象自己会在中国甚至说是在国外工作这么长时间。我是在2014年了解到这个合作项目的,当时他们正在寻找一位”钢结构”领域的客座教授,访问时长为期两周。并希望其能够在这个领域任教。由于我个人更偏爱学术道路,所以觉得这个提议很有趣也很有吸引力,随后便申请参加了该项目。之后的第二年我再次参加了该教学工作。

在这两次访问期间,我注意到从事德中教育合作的工作人员们格外的敬业、国际化,并且对工作非常热忱。我非常喜欢这种工作氛围。

作为德国高校的教职工,我们的初心是将德国的应用工程师教育模式带到中国。这也是当时中国合作伙伴的明确愿望。他们向我们解释说,就新兴中国经济产业中技术工人短缺这一现象而言,德国模式被认为是相当合适的解决方案,因此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德国模式对工程教育领域进行相应的教学改革。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2016年接受了吕贝克应用科学技术大学的邀请,并作为德方外派人员大力参与了CDAI(中德工程师学院)的建设工作。

您刚到中国的时候有什么事物让您眼前一亮,甚至让您感到惊讶?

当然,当身处中国大城市时,比如我常去的美丽的杭州,我的第一个深刻印象是,生活方式极其现代化和多样化。典型的中国住宅区、中餐厅和西餐厅并存,闪亮的购物中心—其规模和现代化程度远远超出我之前的想象。

但与此同时我个人也觉得,中国在些许方面有些矛盾。一方面是新兴经济、国内公司和高校越来越高的对外开放程度。另一方面,当涉及到具体的外国学生到中国留学还有外国讲师在中国高校就业等细节尤其是办理签证时,审批流程和手续上还是诸多困难。

您的研究领域被称为风力工程,包括风力对支撑结构和建筑物的影响。据我了解该研究领域同时也是风力发电等新能源技术的重要基础之一。而在新能源方面,德国和中国都制定了自己的能源战略。请问您之前是否了解两国在该领域合作的深入程度,以及相关的合作形式,比如合作项目、研讨会或者专题讨论会?在工业领域是否也存在这样的合作?

我很高兴中国加入了旨在保护全球气候的《巴黎协定》,并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如果其中能有相当程度的措施落实到发展可持续能源上,比如风能,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由于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也在二氧化碳排行量榜单上位居前几位(超过欧美的总和)。我认为中国在可持续能源经济方面的积极参与是非常符合全球利益的。

我们目前正在与浙江大学在风力工程领域进行教学方面的合作。同时还计划就未来可能的科研合作项目进行商讨。

我非常希望利用亚琛工业大学或德中工程校友网络这样的平台,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就可持续能源管理和风能领域的研究合作进行深入交流。

显然,两个国家在个别领域都有着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您觉得中德两国的合作伙伴应该如何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平心而论,我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最重要的是要积极寻求保持沟通与交流的的方法和渠道。就我个人经验而言,由于两国体制间的巨大差异,有效的沟通与合作目前还只能限定在特定的课题与领域。当涉及到根本性的问题时就会产生诸多分歧,沟通方面也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至少这是我在实际工作期间所了解到的。因此,在我看来,在确定合作的目标时,更重要的是要坦诚相待。也许”少即是多”这句话在这里也很适用。

开头所述的教学改革就是一个例子。类似的操作在执行过程中一旦涉及到根本性的制度差异时,参与合作的各方都会觉得很棘手。

因此我呼吁,如果中德双方在一些特定的专业领域有着共同利益,就应该在这些方面上进行求同存异的合作并且是战略合作,同时在该领域的教育培训中促进对外语能力的培养,从而使交流和沟通更畅通有效。

这听起来可能有点退而求其次,其实不然。我觉得人们必须要现实一点。中国和所谓的”西方”有根本性的差异,因此双方的合作也并不会对其运行机制产生巨大的影响。

您在中德两国大学均有教学与科研方面的工作经验。那么根据您的经验,德中双方在教育和科研方面有什么不同?

简而言之,在细节上有极大不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由于高考和就业方面的激烈竞争而施加在中国学生身上的巨大压力。学生们花了极多的时间在书本上,但据我所知,他们花在实践技能培养上的时间却没有多少。我这里指的是,与德国学校的教学制度相比,中国学校在对学生比如自学、团队协作和演讲能力方面的培养仍有不足。

由于教学工作以高考为目的,所以几乎不存在让学生自主选择学习科目的可能,因为他们在学校之外基本上没有时间积累实践经验或是追求自己感兴趣的事。中国学生基本上没有机会学习如何有意义地利用 “课余时间”。

同时,那些从高考成绩来说符合某个专业的资格要求、但后来发现根本不喜欢该专业的大学生比例也很高。变换专业在中国高校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所以也很少见。

我一直关注着中德国际培养项目中入学新生的高考平均成绩的变化趋势。大约四年前,突然出现了明显下降,其他一些德国大学也很困扰。因为国际培养项目对于语言和专业学习能力的要求特别高,入学分数线降低的趋势确实令人担忧。

此外,中国高校的学习生活与在中学一样,组织管理也是相当的严格,学生们几乎没有自学的时间。考试更注重知识而并非能力。许多学生并没有明确其所学专业的目的和目标,只有少数人将来会从事与所学课程相关的职业(至少对于本科毕业生而言)。

在德国,上大学对年轻人来说意味着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自我发展并变得独立。课程安排是灵活的,并且以能力培养为导向。专业选择上,很多学生也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并且之后会在专业相关的领域工作。

对于大多数外国赴华学者来说,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语言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我相信,在氛围相对国际化的校园中,这对您来说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因为许多情况下您都可以直接使用英语,对吗?那么如果您在工作之余到校外时,语言会成为问题吗?

语言在我的工作当中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我用德语授课,学校的同事都会讲德语或英语。在校外,我还结识了许多中国的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我经常在郊外进行长途自行车旅行。虽然我自己只会说一点中文,但到任何地方都能应付得来。有必要时用手机翻译也完全没问题。

在2020年,尽管当时COVID-19疫情非常严重,您仍然搭商会包机飞往中国,保证教学活动照常进行。目前,中国国内的情况已经比德国好得多。在您看来,中国有哪些防疫措施是可以为德国所借鉴的呢?

应对这种大流行病疫情,全世界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我觉得我们有许多需要学习的方面。比如为了保证廉价医疗用品的供应,每个国家都应该有自己安全的供应链。对于抗生素和疫苗也是如此。

与亚洲相反,由于德国没有应对这种疫情的经验,因此犯下了许多不必要的错误,例如人们不愿戴口罩。当然话说回来,在德国疫情初期,市场上几乎没有什么口罩货源了。因此如果当时强制民众佩戴口罩,只会加剧医护人员的口罩短缺情况。

同时我也认为,在应对此类情况时一个有力的中央政府会更加有效率,当然这是德国联邦制政体所很难实现的。同时出于历史原因,德国对权力集中一直抱有极其谨慎的态度。但在某些情况下,中央政府的集中管理是非常必要的–一个重伤的身体需要集中力量进行疗伤。

有赖于自身的科研实力以及数据公开透明,德国的一款疫苗(译者注:由德国医药公司BioNTech和美国辉瑞(Pfizer)药厂联合研发)在全球抗疫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希望所有有效疫苗都能并通过世卫组织的审批程序,从而让全世界获益。

回顾过去,您在杭州CDAI中德工程师学院作为客座教授的这段时间,您的主要感悟是什么?

正如我在针对第四个问题所说的,这完全是我个人的经验之谈。在我看来,中德合作可以采取”少即是多”的方法。即具体的课题、具体的任务分工、明确且宜短不宜长的合作周期、以现有成果为基础,不宜涉及根本性的问题。

推动“教学改革”显然有些太过遥远。所谓改革是从根本上的转变,目前不太可行。我个人更倾向于针对具体方面且采取务实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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